祖父的遗产
文/雷涛
祖父一字不识，却有一个文化含量很高的名字：雷仲义，这个官名是谁起的，已经不可考了。对于这个称谓，祖父一生都感到陌生。仿佛这个名字与自己没有多少联系。父亲告诉我，当年召开社员大会时点名，每每点到祖父，他不出声。别人都向他投来诧异的目光，可他却“吧嗒吧嗒”地抽他的旱烟，全然不理会。不是他耳聋，而是他压根不知道那个名字是在喊他。
改革开放以前，祖父的家庭成分是富裕中农，差一丁点就是富农。其实这个成分硬是他和堂兄以及侄子勤勤苦苦挣下的。三个劳力长年累月地耕作，却很少吃过白细面蒸馍和油泼辣子。就这样一边苦做，一边积攒家当，到解放前夕，家里已是拥有36亩土地，一辆大马车的的富户了。祖母对我讲过，说我的祖父一辈子都是在田里没黑没明地干活，不知道啥叫歇息，啥叫花钱。也曾有过出远门，那就是用手推车到多里外的永寿县监军镇往回运粮。再就是彭德怀打扶眉战役时，祖父赶着家里的大车去支前，胸前还佩带过大红花。祖母曾含泪向我讲了祖父解放前的一件事：有一年天大旱，祖父一连10多天起早贪黑，推水车浇地。有一天烈日当空，祖父实在撑不住，一阵眩晕后被水车推把倒打过来，不醒人事。天黑了，家里人等不见他回家，找到地里，才发现他仍然卧地微微呼吸，要不是及时抬回家，早就没命了。还有一次，为缴粮乡上的保丁将祖父绑起来吊在树上拷打，祖父无法，只好捎话让家里多缴了许多粮食，这时有人又打小报告说祖父手里还有银圆，保丁二话不说，给祖父身上浇上了煤油，准备点火活活烧死，多亏有人从中担保，才免于一死。
祖父一生最崇尚的事就是劳动和耕作，一年天，几乎天天手脚不闲。解放前，村上的人公认，我们家的地耕作最精细，施肥、浇水、刨垄、作务，绝对在全村领先。以至于村上把祖父种田作为一个标尺来传颂：“你把庄稼种成啥样子了，你看人家老八（祖父的绰号）的地，像篦子蓖过的一样。”有人教育子女就是这么打比方的。当庄稼汉，就要做老八那样的人！祖父把庄稼活做得精细，也喜欢和他一样做把庄稼活做的好的人打交道。他的最好的村友是绰号叫“八掌柜”的人。这个人也是凭着勤劳吃苦，日子过得好，还在村上开了油坊。“八掌柜”比祖父晚一辈，可是村上人都说祖父和他是一对亲兄弟。
对于新中国的成立，祖父打心眼里高兴。他常絮叨：“新社会就是好，没有土匪盗贼，不拉壮丁了。黑了（指晚上）一躺下就能睡八觉，再也用不着担惊受怕了。”可是，他对互助组、合作化却始终耿耿于怀，认为这是“胡弄呢”。父亲为此大伤脑筋，常说服他不要讲落后话，思想要跟上时代。不然，会给他在政治上丢面子。祖父从不听这些大道理。他对父亲的开导，常用一句话抵挡：“唉，你娃就这么弄吆，就看你们能弄个啥名堂”。他的“弄”字，含义广泛而深刻：既包含了对合作化成功的怀疑，又涵盖了对“吃大锅饭”体制的强烈不满。有一年过大年时，母亲在吃团圆饭时向全家“揭露”过祖父对年村上吃大食堂不满的行为：“你爷就是一个‘死脑筋’，当年开大食堂时，他就是不去食堂吃饭，几天绝食，还大骂这是造孽呢！是胡成精呢！”祖父不但对吃大食堂不满，对男女社员在一起下地干活时不像务庄稼的样子，多数人在“磨洋工”的做法尤其看不惯和气愤。“唉，修先人哩，这哪里是做庄稼活呢，这是逛皇会哩（指赶集），这样做活能务好庄稼才算怪事呢！”他看不惯就要数落人，数落最多的是年轻人。有的人看他是老人，辈份又高，也就忍气吞声，不当面反驳他。有的“少教”的后生就烦他：“你老汉吃的不多，还管的多，把我们得罪了，看你死了谁抬棺材！”“这是农业社，又不是你家的地；再说，你又不是生产队长，咋这么不适称呢！”被他责骂的人多，有见了面不再理他的，有时还说些谑话、怪话气他，或给他难堪。为此，他不在乎，说这些娃们年少，不懂得啥道理，等长大了就知道这是为他们好。母亲经常变着法子向被他责怪过的人赔不是，说：“树老根多，人老了话多，你们不要和死脑筋计较。”这才不至于得罪过多的人。母亲私下里为他收拾面子，他却认为自己本来就对，他的话大伙儿都听。因而愈加自信：“我说哩，娃娃们当面不爱听我训，过后想想，我还是为他们好，这就对了。”
祖父嗜烟如命。他的烟锅杆细而长，是玉石质地的。烟嘴被嘴唇浸得又光又亮，铜烟锅锅则金黄金黄惹人喜爱。他的烟锅杆时常斜插在脖子后边的衣服里，远看如同插着战箭。从我记事起，他点烟时用的是火绳和火镰两种取火器物。上地时先拿农具，再拿火绳，火镰则必不离身。以前的火绳用什么原料，我不清楚。我只记得祖父每年秋收时总要把包谷抽穗时吐的线线收拢起来，然后晾晒，捻成火绳。火镰轻易不用，只是火绳一时燃烧尽时才用。祖父烟瘾大，吃的烟一直是一种叫做“兰花叶”的旱烟，何为兰花叶，至今我未弄清。有一年普集镇逢大集，祖父破天荒领我去逛。日头偏西，我又饿又馋，喊叫要吃水盆红肉煮馍，祖父转来转去下不了决心。他从腰里掏了两次钱，又装进去了两次。第三次把钱掏出来，数了半天，才向卖肉的说：“有小碗的没有，我钱不够了”。他买了一小碗煮馍，自己佯装吃了一大口，然后全让给我吃。吃罢，祖父来到一个卖旱烟的摊子，边挑拣，边嘟囔：“娃呀，你一碗煮馍把爷一个月的烟钱花了”。直到今天，时过30余年，我一回想那个情景，就心酸，就思念祖父的可亲可敬的形象。祖父用火柴点烟，是60年代末的事。使用火柴比火镰、火绳更便捷。可是祖父却不这么认为。他说火柴并不好，火绳、火镰遇着风，火会越旺，而火柴就不行，风一吹就灭，若是潮湿了，往往擦几根才能点着火，不如火镰耐用。
祖父的人生价值是爱勤快了，不爱懒人。他从来瞧不起“二流子”式的不劳而获的人。他对人的亲疏也以此为标准，谁勤恳，谁就是好朋友，谁懒，好吃懒做，就离他远远的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，批斗地主富农是如同吃饭馍一样的频繁和必需。有一次批斗全村的地主富农分子时，有人突然嚎叫：“把富裕中农雷仲义也揪出来，陪站”！如往常一样，祖父还是不知道在叫他。等到几个人来到他跟前拉他的胳膊时，他才明白过来。然后拍了拍屁股上的土，慢慢悠悠地走到了台上，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。此时，坐在台下的母亲象遭受五雷轰顶一样，差点昏了过去。她说什么也想不到这么一个勤苦了一生的好老头也要受批斗。于是，到了晌午，没等批斗会结束，泪流满面的母亲就借口回家，立即洗手和面，尽其家里的油盐菜蔬，给祖父做了一碗香喷喷的葱油面，想以此补补祖父的身子，也安慰安慰他的精神。谁知祖父一回家，脸上泛着少有的笑容，好象获得了一笔银两一样兴奋，还连连自言自语：“嘿嘿，嘿嘿嘿，今日格怪了，还把我和那些大户们放在一起开会哩！嘿嘿，嘿嘿嘿嘿”！说得母亲破泣为笑，不知说啥才好。
我的可怜的祖母是刚刚过了60岁就病逝的。她老人家患风湿性心脏病近10年，光我为祖母买的安茶硷、双清克尿塞等药都能用布袋装。祖母曾是大家闺秀，嫁到雷家后没享过清福。她是封建社会的忠实践行者，处世处事都要表现出娴淑、端庄的品行。为了体现她的遵从，她嫁给祖父后，一直管我的大祖母叫姐姐。后来，有了我的姑妈，她就坚持让姑妈将大祖母唤妈，而将自己叫娘，一直到祖母合眼的那一天，姑妈哭诉中仍以“娘”呼唤。母亲告诉我，祖母去世时，一辈子都没有落个泪花的祖父躲在墙角里大嚎了几声。
祖父有一个森严的诫律是：公家的便宜不能沾，别人的便宜更不能沾。三年困难时期，祖父给生产队犁地时捡下来的半截子红萝卜，也要如数交给生产队。他在刮家里后院里空地的榆树皮时（用于充饥。即将榆树皮外层剥去，将里面泛白的部分撕下来，捣碎压成面，和杂粮面搅和在一起称作榆面），捡到了别人在我们家树上偷偷刮的又不慎掉落地上的榆皮，不但不埋怨，还支使母亲晚上送到打听到的那个人家去。他说：“人都在受饿呢，这不叫偷，送给别人一些也是积德行善吆！”。
祖父平时压根和人不开玩笑。可是，他老人家临终的那一年秋天，却常常和村上的小伙子打诨：“快给我选坟地吧，抬我入土时不敢把我放在半路上不管了。我知道，你们嫌弃我爱说话（指数落他们），死后要治我哩”！祖父咽气时，我就在他的身旁。母亲要我帮她用胳膊一起在两边扶着祖父的身子和头，母亲不断呼叫着“爹，你醒醒，你有啥话就给我们说吧”！祖父听了母亲的话，忽然眼睛微睁，用软弱无力的手轻轻拿了我一下，就说了一句：“全全，以后，对你爸你妈，要好”。然后头一歪，过去了。这是祖父留给我，也留给世界的最后遗言。
祖父咽气后，乡政府决定：全乡的移风易俗、改旧的丧葬方式为开追悼会就从我的祖父下葬开始。这个决定亲戚们都不赞同，可父亲和我都同意。祖父下葬那天，全乡23个村子都派村支书前来吊唁。乡党委张生义书记率领乡政府全体人员前来参加追悼会。村支书雷建云大叔主持仪式，我代表父亲致答谢辞。我还记得悼词最后的几句话：“我的祖父是一位极平常的人、是一位不识一个大字的农民。可是，这么多的领导和村干部们前来悼念他，为他送行。祖父如有灵在天，一定会含笑而致谢的。”村上的人说：“没想到八老汉这么伟大，人家国家干部都给他送葬，够了，够了！”。
作者简介：
雷涛：陕西武功人。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。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干事、部长秘书、宣传处副处长、办公室主任、《陕西宣传向导》主编，西安电影制片厂常务副厂长，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、常务副主席，中国作协第六、七届全委会委员。省文史馆研究员，中国作家协会书画院副院长；陕西文学基金会理事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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